皮肤
字号

都市风流

点击:
第 一 章



如果外地人初来到这座大都市,冷不丁地问一句,市中心在哪里?谁也不会想起普店街。按说它位于的卫海区该是正宗的中心区,它是这座城市的发祥地。

还在大清盛世,就围着这块不大的地方筑起过城墙,它便由集镇正式成了城。八国联军打进来,四面墙轰塌了三面,它的地界由此又扩大了。现在的一百五十平方公里市区就是以它为中心,慢慢扩展、繁衍而成的。然而随着城市的扩大,它却越来越破、越来越挤。新区的居民从人数到实力都居优势。人们随着离宗忘典,不再以它为中心,甚至它的存在都似乎影响了繁华大都市的形象,羞于提及。这座都市是全国首批开放城市,从西哈努克亲王到伊丽莎白女王,无不光顾此市。

要以繁华和位置而言,中华区该称为首。西方人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门户,又靠经济侵略控制中华。八国联军的兵营一撤,八国的富家财东们便拥进来,在这里沿着月牙河修起一条长十里的月牙道,又沿着月牙道盖起一座座高高大大的一长溜儿建筑。大百货公司、大银行、大饭店……光看这些异国色彩的建筑,就知道他们进来后就不想离开。

只是他们做梦也没想到,只用了半个世纪,就让中国人连锅端了。那些百货公司、大银行、大饭店、大公司成了中国人自由进出的商业、贸易、金融中心。可对市民来说,他们整天的生活可不是清清闲闲地逛商店,吃宴席,夹着皮包大宗地存款、取款,把这儿称为中心,好像有点儿不妥。

新市区的居民优越感最强。全市最大的图书馆、医院、剧院、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大多在这个区,这是个建国后建设起来的新区。这里的居民常常自诩这儿为市中心,因为它代表了这座城市的现貌和水平。更主要的是市委、市政府的办公地位于此区,你说它不是市中心哪儿是市中心?

可也有人说不对。真正的市中心应该在本城西南角儿。

沿着新市区那条市里最宽的上海路朝西直奔,就进了市郊的西市区。然后拐入武昌道向南走下去,便是被市民们称为“华尔街”的厦门路。

厦门路是建国后起的名,原先根本称不上路,这儿是洋鬼子在西郊盖的一片别墅,依次立着德、日、意、法、英、美、俄、奥的风格各异、参差不齐的小洋房。这么大的市郊田园,洋鬼子别的地方不选偏偏都挤到一块儿,比着劲儿地盖起这么一大片地道的漂亮住宅群。这地方原是块风水宝地,这是碧眼金发的外国佬儿请来地道的中国风水先生测定的。

宝地全因那个温泉眼。据说喝这口泉水的人能避风祛邪,益寿延年。于是这片房子就围着宝泉盖了起来。1949年天安门前的建国礼炮一响,厦门路两旁的漂亮住宅便易主了。市里局以上的各级进城干部陆续搬了进去。

三十几年来,这里一直是各级首脑人物的居住地。别看它临近市郊,远离市区地图的中心点,但每当市民们提起厦门路无不肃然起敬。现在当然不那么敬了,但听说谁是住在厦门路的,仍不免露出羡慕的神情,高看其一眼,厚待其一筹。从这个居住地,能测出人的身份、地位。面对这种身份的人,不少人背后骂他的祖宗也有这个胆,但当着面还少不了赔个笑脸,顺着话茬子说几句恭维中听的话。

这帮人谈起来都以攀龙附凤为耻,可做起来又多少有那么点贱骨头。难怪,中国封建几千年就是个权力、人治社会。既然厦门路的住户都是些掌管着大局以上权力的人物,自然它便是一个权力中心。权力中心才是地道的中心。

如果再精确一点,找一下中心的中心点。那就还得沿着厦门路往西走,就能看见一排四米高的灰墙,顺着高墙向南拐个弯,有一扇三公分厚的大铁门。铁门白天是敞开的,两旁站着两个持枪的警卫。他们可不像是新华门站岗的警卫,笔直地挺着,一点不打弯。这儿的警卫可以蹓跶着,也可以轮流地到门内那间值班室里去喝口水,坐着歇歇。只有看到进进出出的“丰田”、“奔驰”牌轿车,才挺一下腰板,行个注目礼。望着汽车顺着松柏夹道下的平坦车道,消失在一片白杨树后,才又重新放松下来。

那片白杨树,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林带,可称为全市的绿化标杆区域,就其面积而论,绿地覆盖率绝对地超标准。白杨林带岔出三条小径,分别通向三座美观、别致的两层楼房,按照五十年代一次书记处会议上做出的一条没有正式成文的规定,这三座房子的主人,是市委第一书记、第二书记和市长。现在它们的主人便是市委书记高伯年、市长阎鸿唤,剩下的一座楼是原市委书记、现中顾委委员徐克的。

徐克在这里住了整整三十五年,调中央后,房子只住着他的儿子徐援朝。这件事引起不少人的议论和不满,特别是那几个有资格取代这房子主人的人,高书记和阎市长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不好办的是,徐克经常要回来,虽说中央有规定,完全可以收回去,但他是市里的一位元老,是市里所有干部的老上级,硬做不大合适,于是它便成了一个必须解决,又暂时不能解决的问题。

这个地方是厦门路222号。过去三位意大利人盖起这花园别墅时,叫它利华别墅。

单凭住在这儿的两户人家,就不用怀疑厦门路222号的中心点的准确性。



清晨,整个世界都是清清亮亮的,阳光透过淡淡的清新的雾气,温柔地喷洒在尘世万物上,别有一番令人赏心悦目的感觉。

可惜,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天天享受到晨雾的清新,五点半钟,这座城市只有少数人在跑步,只有花园里才聚集着一些练功、习武、踢腿、甩胳膊的人,除此之外,就是至今不被人们所认识、看重,而又绝离不开的清洁工了。而大部分人,在这个时候,还甜甜地沉睡在温馨的梦乡之中。

高伯年照例在这个时候起了床。往日他刷完牙,就用一条干毛巾使劲擦脸,直擦到面部辣辣的,红透了才住手。又拿起那把黄杨木梳梳头,节奏均匀,悬腕有力。一会儿的工夫,头皮就和面颊一样发热了,从里到外舒服极了。然后他又轻轻梳几下,把灰白的头发向后拢顺拢齐,蛮有风度的。  人到了这把年岁,能坚持住这种养生之道,注重仪表举止也属不易。

其实高伯年在四年前,对养生和仪表都是从不上心的。他不吃鱼、不吃虾、不吃海参、不吃螃蟹。甚至海带、紫菜、蛤蜊、青蛙,凡是沾水的动植物,他一概拒食。别说吃,闻一闻都会恶心。老战友说他是穷命,他的河北省老家是块旱地,只见得着井,看不到河,三十里之外有条渠一样宽的水沟子。乡亲们轻易见不到水产,更别提吃它了。他七岁那年吃到一次鱼,是在东家的猫食盘里偷出来的。

他躲在没人的地方吞下去,腥腥的一股子臭味,呛得他险些晕过去,接着无数根钢针横叉竖挑,扎在嗓子眼上,大咳、呕吐、差点送了命。从此他便闻水货丧胆。直到他当了局长,副市长乃至市长,市委书记,经常参加大小宴会,多高级的宴席都未扭转他对水产品的憎恶,从不沾一筷。医生警告他,这种饮食态度,会使他缺乏碘、钾、钠、镁等多种元素,他深信不疑,却毫不在乎。他不怕死,人前人后他经常说。

解放石家庄,他们营担任攻坚任务,冲过去,他冲在最前面,他不怕死,所以子弹也避他。“人连死都不怕,还怕缺碘吗?”他笑着对医生说。这句话被人传开了,久而久之,又被人淡忘了,谁知“文革”时,这话成为反动言论一百条中的一条,“人连死都不怕,还怕缺点吗?”———一个顽固不化,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他对穿戴更不讲究,进城后,始终一双布底鞋,后来买不到了,只好穿塑料底鞋,但鞋面一定要布的。

他平生只有过一双皮鞋,那是去参加党的八大时特地买的,为了显得庄重些。可在小组讨论时,他发现中央的领导人也有不少穿布鞋的。第二天,他就脱下了硬邦邦的皮鞋。从此再也没有穿过,直到“文革”这双鞋才有了它的用场,成了修正主义生活方式的物证,被造反派抄走。

但是最近这四年,高伯年似乎变了,变得连女儿都取笑他赶时髦。

首先,他加强了自身保健,闲的时候翻一翻医书,他并非赶时髦,而是越来越觉得自己身体零件不大好使,毛病多起来。

他开始注意仪表。很多人说他老了,而他自己并不觉得老。有好心人告诉他,这是因为他的服装老式,人才显得老的,他觉得有道理。现在是改革时期,领导干部的形象也要改一改,要善于接受新事物。高伯年来了个飞跃,这飞跃让人感到吃惊。他一贯的发型小平头现改为小背头。一贯的中山装换成了西装,自从党的总书记、国务院总理穿西服上了天安门,他就换了,而且一穿就不再换下。惟独缺憾的是对“革履”仍不感兴趣,他的脚无论如何不能适应皮鞋,服饰是为人服务的,所以他心安理得地西服布履。

早晨庭院里很静,听不到一点点噪音。他做了一个深呼吸,一股花草清香直冲鼻腔,让人顿时觉得,纯净的氧气入腔,体内的浊气排出,神清气爽,心情舒畅。

他的楼前是一块修剪得整整齐齐的草坪。每天,他要在这儿练一练太极拳。他的拳很不规范,还是在“文革”后期,他由牛棚荣升为“挂”着的公民时,跟花园里的老头们学的。可惜时间太短,还未学通,“四人帮”粉碎了,他被“摘”了下来,回到了市政府。几年来,他坚持练身的,就是这么一套半生不熟的太极拳。

但今天,上面的这一套清晨的生活程序,高伯年都没有进行,他失常了;没有练拳,没有用黄杨木梳梳头,没有用干毛巾擦脸,甚至连牙也没刷,就趿着拖鞋走出来了。清晨,万物仍是清清亮亮的,世界还是那个世界。但高伯年心里那股子浊气就是排泄不出来。

最近保健医生又警告他,血压偏高,心脏音律不齐。要注意休息,注意睡眠,注意脑子不要过于劳累,注意不要激动……全是一堆符合实际又不切合实际的废话。

他无法抑制自己的激动,他失眠了。昨夜,他怎么也睡不着,但他没有服用安眠药,他需要想问题,不需要麻痹自己。

昨天上午,大儿子高原从老山前线寄来一封信,信中以一个誓为国捐躯的战士的名义向父亲要一张生母的照片。信是寄到机关的,秘书拿来就放到家中的办公桌上。妻子沈萍看到了,脸变得纸一样白。他躺在自己的卧室里,她在旁边的书房里哭,他没有起床去劝她,他知道,儿子写信时也会哭的,起码哭过。他无法劝说妻子。无论高原能不能从战场上生还,沈萍已经失去了这个儿子。

文章地址:/jishi/2632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