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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有个曾国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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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勋臣,湖湘大儒,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这是完全的曾国藩吗?曾国藩这个乡下秀才一步步靠自我奋斗与忍辱负重走向权力的巅峰。
这个被称为“晚清第一汉臣”的湖南人如何达到孟子所说的“内圣外王”境地?又如何成为中国文化最后一座矗立的庙堂的?本书结合丰富的史料,从曾国藩的编年史入手,以细腻凝重的文笔透射了曾国藩的内心世界,写他的志存高远,写他的治学精进,写他的困兽犹斗,写他的忍辱负重,写他的韬略智慧,写他的貌似虚伪,写他的无奈苍凉,写他的内心圆满……把那个时代一个中国文化积薪传火者的负隅顽抗和心路历程写得淋漓尽致。

第一章 重归自由

1872年3月2日,初春的金陵城天气阴霾。

从前一天的半夜天始,天气似乎就变了,先是有点闷热,然后,那种绵密的春雨说来就来了,而且还是携带着雾霭来的。

天阴阴地,总像有一层薄雾似的,一点也看不真切,即使是对面之人,也看不清个所以然,只能稍稍地见着一个轮廓。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天气。

两江总督府前的街道,平日里人总是熙熙攘攘的,现在,行人也变得很少了,也可能是因为阴冷吧,人们都躲在屋里去挨春寒了。

几个在外急匆匆赶路的人,这会知晓淫雨的厉害了,他们的全身都是湿漉漉的,尤其是头发,滴着的水仿佛成晶了。

雨是什么时候下的呢?伸出手,却感觉不到雨的存在。

真是怪事!雨,可以说是雪的尸体吧,跟前些日子的雪比较起来,雨真是阴鸷无比,或者说难以把握。

它们哪里比得上雪呢!雪像天上的精灵,只要它一出现,整个世界仿佛像雀跃舞蹈似的,然后,就是云破日出——但现在,雪死了,雪的游魂却出现了。

上午,一直在两江总督府的曾国藩感到心中还是有点堵塞,连呼吸也变得有点困难了。

这一段时间,曾国藩的身体一直不太好,不,不是不太好,简直可以说太差了。

尤其是这样阴湿的天气,曾国藩甚至不得不张开嘴,像一条上岸的鱼一样,大口大口地呼吸。

曾国藩
曾国藩是1870年12月12日到达金陵的,在此之前,他在直隶总督的任上。

从直隶总督的位置调任到两江总督,里面的原委人们都知道,那是因为朝廷对于曾国藩领办“天津教案”一事的不满,加上两江总督马新贻遇刺身亡,朝廷只好让更熟悉两江情况的曾国藩重回金陵,这也许是个不错的主意。

曾国藩当然也清楚朝廷的想法。

虽然曾国藩在“天津教案”中所做的一切都是经过慈禧首肯的,甚至有很多,就是慈禧本人的主意。

但对于此事所造成的纷争,朝廷还是习惯找一个替罪羊。

这一回的替罪羊,变成了曾国藩。

属羊的曾国藩,这回真成了一头任人宰割的羊了。

从1870年6月24日曾国藩由保定到天津处理教案,到8月28日曾国藩接到朝廷的圣旨——安排他重归两江总督之位,只有两个月。

但就是这短短的两个月,让曾国藩的一世英名毁于一旦,曾国藩是真切地感受到人生的灰凉无趣了。

在金陵和两江一带的很多官员,都可以说是曾国藩的老部下。

有些,即使不是当年的湘军,对于曾国藩,在骨子里,也是相当尊重的。

他们知道大帅在北方过得不开心,所以,自从曾国藩要回金陵的消息传出后,这些老部下就开始张罗修缮两江总督府,想让大帅各方面舒心一点。

此次重回金陵,曾国藩可谓是百感交集。

对曾国藩来说,他一直喜欢金陵,这座城市气韵鸿蒙,一看,就是虎踞龙盘之地。

尤其是乘船从长江上看过来,最能领略这个地方的苍劲和雍容。

曾国藩到了金陵之后,由于两江总督府正在修缮,曾国藩暂住在江宁盐巡道衙门。

下车伊始,按说曾国藩最应该紧锣密鼓的就是马新贻案了,但令人奇怪的是,曾国藩并没有对马新贻的案件持积极态度,相反,案犯张汶祥押在牢中,曾国藩一直没有抽时间审讯他,有关档案也封存了起来。

一直到一个月后刑部尚书郑敦谨来到江宁,曾国藩才出面会审这一案件。

郑敦谨也是湖南人,不过他是道光十五年的翰林,算起来,比曾国藩还要早几年。

郑敦谨在仕途上一直不是太顺,在京堂当上刑部主事外放以后,一直调来调去当藩司,虽然颇有政绩,却一直没有得到提升,到了同治元年,才内调为京堂,升侍郎,升尚书。

不过在查案方面,这个颇有资历的内臣却有着丰富的经验,办案铁面无私,在朝廷很有名气。

曾国藩之所以在马新贻案件上表现得磨磨蹭蹭,也许,是他多了一份心眼,毕竟,这是在两江地盘上发生的案子,得由京师的人亲署才行。

也许,曾国藩的小心翼翼,正是想避一避自己的嫌疑。

正式介入案情之后,曾国藩印证了当初自己的猜测——这件案子果然扑朔迷离——同治九年七月二十六日(1870年8月22日)卯时,两江总督马新贻光临校场检阅武员操练。

马新贻饶有兴致地观看武员们的骑射,三个时辰之后,马新贻自箭道回署,护卫紧紧追随左右。

这时,突见一短衣清兵模样的人快步走到总督面前,躬身请安。

护卫未及拦问,短衣人已从靴筒中拔出短刀,接连向马新贻猛刺。

护卫一下子怔住了,刺客本可以乘乱逃走,但见马新贻奄奄一息,丢下刀束手就擒。

马新贻由于伤情太重,次日身亡。

刺客自称,他名叫张汶祥,四十六岁,河南汝阳人,曾经是太平军将领李侍贤的随从,之所以要杀马新贻,动机有三点:一是马新贻在浙江当巡抚时执法不公,导致张汶祥老婆自杀身亡。

据张汶祥自己说,他从太平军回到宁波老家后,发现一个叫吴炳燮的人姘居了自己的老婆,也霸占了自己的钱财。

人财两空的张汶祥找到时任浙江巡抚的马新贻,想请他公正断案,但马新贻置之不理。

张汶祥只好到宁波府告状,后来,虽然妻子重归自己,但钱财却分给了吴炳燮。

张汶祥气急之下,狠狠地打了老婆一顿,老婆一气之下吞烟自尽。

在家破人亡的张汶祥看来,所有的悲剧都是马新贻造成的。

二是张汶祥曾经有一些海盗朋友被马新贻捕杀。

这件事也导致了张汶祥决意杀马新贻复仇。

三是马新贻明令禁止张汶祥私自开“小押”(重利盘剥的典当行)生意,绝了张汶祥的生路,加深了张汶祥对马新贻的愤恨。

新仇旧恨累积在一起,使得张汶祥动了杀心。

张汶祥化装成一名清兵,完成了对马新贻的刺杀。

自此,似乎案件可以下结论——马新贻是被寻仇遭杀的,马新贻在任两江总督的位置上,得罪了不少人,因此遭到了袭击。

曾国藩和郑敦谨将此事的前因后果以及处理方案向朝廷进行了报告,但朝廷一直拖延着没有表明态度,反而一再要求曾国藩与郑敦谨再细细盘查。

因为案件结果迟迟不公布,民间的传闻越来越多,甚至有很多传言把马新贻的死与桃色事件联系起来,说马新贻跟张汶祥曾经是结拜兄弟,因为马新贻强占了张汶祥的妻子,所以导致了情杀。

对这一类传说,曾国藩一开始并没有在意,中国市井文化就是这样,总习惯于把一些寻常之事引向传奇,民间的创造力往往在这些地方得到充分释放。

但不久,曾国藩发现传闻变得越来越政治化了,马新贻的死竟然跟湘军联系上了——有一种说法是马新贻因审理江苏巡抚丁日昌之子丁慧衡的随从丁炳殴人致死一案,造成督抚不和,从而招致杀身之祸的。

也就是说,是湘军杀了马新贻。

传言到了如此地步,曾国藩变得忐忑不安了,他很担心传闻背后暗藏某种阴谋,甚至,有某种人在背后操纵……终于,朝廷的批复下来了,认定张汶祥“听受海盗指使并挟私怨行刺”,“实无另有主使及知情同谋之人”。

有了这样的定论,曾国藩的一颗心才落了下来。

1871年4月,张汶祥被凌迟处决,以祭奠马新贻。

虚惊一场之后,曾国藩庆幸这一次的麻烦事没有跟湘军联系在一起。

但不久,另外一起突发事件,又让曾国藩烦透了心思——1871年6月1日,两个曾经的太平天国叛将、朝廷命官李世忠与陈国瑞在扬州火并,先是大打出手,数人丧命,接着,陈国瑞被李世忠也即李昭寿绑架,差一点死掉。

这一官场丑闻闹得沸沸扬扬,让两江总督曾国藩很没面子。

提起陈国瑞这个“烂人”,话就长了——这个人真是曾国藩的“老冤家”,他曾三次给曾国藩带来很大麻烦:第一次,是北上剿捻之时,陈国瑞带着手下跟刘铭传的“铭”字营火并,结果让曾国藩劳神费心处理了很长一段时间;第二次,则跟“天津教案”有关,教案发生那一天,哪有陈国瑞什么事呢,偏偏这个家伙路过天津,听到有人闹事,不甘寂寞地赶到案发现场,大肆煽风点火。

结果英法方面竭力要求给陈国瑞治罪,曾国藩据理力争,才算保住了陈国瑞。

这一次,陈国瑞又是因为与同样无赖的李世忠的宿怨,被李世忠绑架四天,水米未进。

6月28日,在处理完这起乱七八糟的事情之后,曾国藩向朝廷上了《李世忠陈国瑞寻仇构衅据实参奏折》,陈述了事情的原委,并建议说,这两个人都是心术相近的垃圾,而李世忠尤为阴狠,这次软禁陈国瑞,情同掳人勒赎行径,应照例严办,罪行不赦;但朝廷既已保全于前,这次仍从轻发落。

曾国藩建议:将前任江南提督李世忠即行革职,免治其罪,勒令回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如再出外滋事,一经查实,即行奏明严惩;对于记名提督前任浙江处州镇总兵陈国瑞,则以都司降补,勒令速回湖北原籍,不准再在扬州逗留,以免滋生事端。

朝廷同意了曾国藩的意见。

事情平息下来之后,曾国藩终于有时间开始读书了,在那段时间,曾国藩经常重温的书籍有:《四书》、《五经》、《资治通鉴》、《朱子年谱》、《二程全书》、《二程遗书》、《宋元学案》、《理学宗传》、《王船山年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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